Title：朗读者II. 1-董卿.mobi

封面

序言一

这段时间，身边许多朋友都在谈论《朗读者》。他们中有些是文学界的同行，但大多数从事的工作与文学并无直接关联。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甚至罕有交集的身份，然而当谈论《朗读者》、谈论节目里那些经典篇章的时候，他们的眼睛里流露着相同的情感，那就是温柔与感动。我愿意相信，在这一刻，我与他们共享着同一个幸福的身份，那就是文学的阅读者、人类心灵的倾听者。

我同时注意到，由《朗读者》而起的诵读文学经典的热潮，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媒体传播和好友热议的层面，它已经渗入了广大的人群，成为生活场景：许多城市都设置了“朗读亭”，每一个经过的人都可以走入其中，朗读自己喜爱的篇章并进行录制，他们的声音和形象将有可能出现在《朗读者》节目的正片之中。许多城市的“朗读亭”外都排起了长队，听说有读者为了录制三分钟的视频，在亭外耐心等待了足足九个小时。

《朗读者》已经成了一道醒目的文化风景、一种引人深思的文化现象。它向我们证明，诚挚、深沉、优美、健康的内容，在今天依然能够获得普遍的关注，好的文学永远拥有直指人心的伟大力量。常有人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匆忙浮躁的时代，当代人的精神世界平庸而匮乏。对于这样的观点，我只能部分地认同。当下的生活固然匆忙，很多时候，我们也的确面临着浮躁的问题；但即使出于种种原因，我们同自己内心相处的时间相对有限，人们依然会本能地渴望着纯粹、辽阔、有质量的精神生活。近年来，以《朗读者》为代表的一批文学文化类节目广受欢迎，正是因为它们引导人们放慢生命节奏，倾听内心的声音，顺应和满足了人们对精神生活的渴望。

《朗读者》中出现的文本，很多是经过漫长时间检验的名篇佳作；即使是出于今人之手的篇章，此前也多已在读者间广为流传。它们中有相当一部分，都当得起“经典”二字。何为经典？答案可能有很多，但我想最直接的一条，就是它们拥有温暖而强劲的力量，能够长久不衰地体贴灵魂、拨动心弦，触碰到我们情感深处最柔软最深刻的部位。这种力量，并不会因时间流逝和年代更迭而减弱。《朗读者》里的许多篇章，都是我早年间的挚爱；那些熟悉的文字，关乎爱与恨、喜与悲、生与死、豪情与希望，曾经深刻地启示了、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很多年过去了，我发现，今天的年轻读者依然会为之鼓舞、感动；其中有许多句子，我至今能够脱口背诵，它们在新一代读者心中同样激起了深沉的回响。好的文学就是这样，它能够跨越年龄和代际的鸿沟，陪伴一代又一代人成长，在情感体验和文化记忆的代代传承之中，把种种高贵和美好的品质传递给无尽的后来人。

朗读，就是朗声诵读，是倾听自己的声音，也是倾听他人的声音。通过口的诵读与耳的倾听，汉语和它内在的气质、精神，以焕然一新的方式进入了我们的心灵。古老而常新的汉语，具有抑扬顿挫的独特韵律，这韵律不仅是美的，而且包含着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我们共同的情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朗读者》使阅读成了认同的过程，一个人在朗读中寻求更为广大的联系——通过这美好的母语，我们不仅彼此看见，我们还得以彼此听见，我们得以完成彼此身份的响亮确证，由此结成血脉相连、情感相通的共同体。

现在，《朗读者》里的故事和诵读篇目已被整理成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将有更多的读者阅读和朗读这些作品，从中感受真善美的力量，感受文学的力量。同时，这一切也是对包括我在内的写作者的提醒：一个人内心的声音在广大的人群中持久回响，这是世上最美好的事，这更是一份严肃庄重的责任。我们会更深刻地记住这份提醒，认真地写下去，把心交给读者，把更多的好作品献给我们的人民。

序言二

二〇一七年的时候，董卿女士邀请我参与《朗读者》节目的录制。我是一九二四年生人，年纪很大了，本来不接受媒体的采访和活动，但听到约我去吟诵，我就去了。在我的心目之中，吟诵是诗歌生命里边最重要的一部分，古人作诗大都是伴随着吟诵写出来的。我这么大年纪的人，从小都有这种吟诵的习惯。中国古典诗歌之美最需要以吟诵来传达，吟诵的时候，声调、音节的美感都会跑到你的头脑里、心灵里。吟诵久了，你不用专门学平仄、押韵，自然就学会合辙押韵了。我亲自体会到了古诗之美、吟诵之美，而现在的青年人，他们找不到一扇进去的门。我一辈子不辞劳苦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扇门打开，让大家都能走进去。

在我看来，《朗读者》也在扮演一个开门人的角色，它借由朗读的魅力来推广阅读，将最有生命力的文字普及于社会，将普通的读者都接引到最美好、动人的文学里面来。我认为这是《朗读者》最大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朗声读诵，往往是接近一篇文学作品最快、最直接、最深入的方式。

文学的力量是惊人的。《朗读者》之所以令我们感动，就是因为它将我们的人生与文学紧密牵连在了一起，它为所有世间的苦痛与无奈、热望与激情，都找到了最贴近的文字。在朗读的时候，我们的灵魂与文学家的灵魂遥相呼应，碰撞出兴发感动之力。我的一生有诸多不幸，遭遇了许多打击，文学始终是支持我走过忧患的力量，是给我带来慰藉的源泉。我有了诗词，有了文学，便有了一切。其实，对每一个有感觉、有感情的人来说，都会是如此。

《朗读者》第一季图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听闻受到大量读者的喜爱，我感到很高兴。这说明现在人们还是愿意阅读，愿意与文学亲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文学作品的历史颇为悠久，他们出版的图书囊括古今中外，给中国几代读者带来莫大影响。《朗读者》的出版，意味着他们又多了一种可以长久流传、影响深远的好书。今年，他们推出新一季的《朗读者》图书，我希望明年、后年，都能有新一季的图书继续出版，希望他们将推广阅读这件重要的事情长远地做下去。

初心 Aspiration

什么是初心？初心可能是一种远大的志向：世界能不能变得更好？我要去试试。初心也许是一个简单的愿望：凭知识改变命运，靠本事赢得荣誉。有的初心，走着走着，丢失了；有的初心，走得再远，我们依然会坚定地去靠近它。孔子说：“居之无倦，行之以忠。”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抛开一切世俗的附加，我们的信念和本心才是最为宝贵的，它存在于向善、向美、向真的追求当中。

初心在最开始的时候往往简单、朴素，但是它会慢慢长大，就像一颗种子能够长成参天大树，又仿佛站在零的起点，慢慢绵延成很长很长的道路。到最后我们会发现，所谓初心就是在自己所有的愿望、誓言和梦想当中，离自己的本心最近的那颗心。

《朗读者》的初心也很朴素：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2018，朗读依旧，初心不改。

走进朗读亭

2018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纪念日，我要朗读一段他的话送给我的同学们。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朗读者　孙有才（学生）

马克思的一生离不开他的妻子燕妮的支持与帮助。我们今天想朗读《致燕妮的信》节选。

我如能把你那温柔而纯洁的心紧贴在自己心上，我就会默默无言，不作一声。

朗读者　田桥　付胜南（二十四岁，学生）

我想朗读的是马克思的作品《感触》节选。

我无法强迫自己顺应流俗，也不愿碌碌无为，听天由命。我要拥抱万里长空，我要把世界融汇于心胸。

朗读者　黄蕊（三十三岁，学生）

初心是最初的梦想。

我从1951年就开始翻译马列著作了，直到2005年底，算起来是五十五年。马克思在高中时就立志要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所以我要对当代的青年说：你们青春的光辉、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为理想而奋斗。只有奋斗，才是我们民族的希望。我将卡尔·马克思《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献给你们——

每个人眼前都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至少他本人看来是伟大的……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朗读者　宋书声（九十岁，译审、马列著作翻译家）

朗读者 薛其坤 XUE QI KUN

从履历上看，生于1963年的薛其坤可谓顺风顺水：三十五岁晋升教授，四十二岁成为中国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之一，四十七岁当上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四十九岁带领团队在实验室里发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被杨振宁称为“中国本土实验室里首个出现的诺贝尔奖级别的实验”，因此获得第一届未来科学大奖。他的许多科研成果被国际同行津津乐道，认为他战胜了“几乎不可战胜的困难”。

然而实际上，薛其坤的学术人生并非一路平顺。他从贫穷山村走出来，曾屡次考研失败，也曾因仪器条件所限，科研工作遭遇瓶颈，博士更是读了七年。在他闪耀的学术成就背后，是几十年如一日对科学的热情与专注，以及超乎寻常的艰辛付出。

面对成就和荣誉，薛其坤谦和、低调；一旦回到工作和学生中，他又变得幽默、热情。如今，身为清华大学副校长，“把科研工作一步一步做上去，把学生一个一个培养出来”成了薛其坤最朴素的愿望。他期待未来的某一天，科学家不再和贫困、枯燥相伴，科学家也能成为年轻人的偶像。

朗读者访谈

董卿：我知道您来自山东临沂的一个农村家庭。您小时候就对科学感兴趣吗？

薛其坤：那个时候应该说是有一种朦朦胧胧的、很朴素的目标——要当一个科学家，那将是多么伟大！因为我们在学课本的时候会学到牛顿，会知道爱因斯坦，这些科学家给人类社会带来非常大的福祉。那时候在村里上学，把一棵树劈开，整棵树作为我们的课桌，凳子是自己家带的。从当时的学习成绩来讲，我最有可能考上大学，所以家里把所有的支持都放在我的身上了。

董卿：后来您就报考了山东大学的物理系。

薛其坤：是的。1984年是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我选择了考研究生。第一次，我的高等数学考了三十九分，第二次，我比较擅长的普通物理或者叫大学物理也考了三十九分，这两个三十九分让我非常郁闷。我就说，可能因为和别的成绩差别比较大，也正好暴露了我在基础知识上的短处，所以每一次考试都应该是把我的基础知识打扎实的一次非常好的机会。最后在大学毕业的第三年，我才考上了研究生。

董卿：1992年，您去了日本仙台的东北大学研究所开始读博，那是您人生非常艰苦的一段求学的经历。

薛其坤：那应该说是在我个人成长中最难的一段时间。我不懂日语，没有一个朋友，自己的夫人和孩子也不在旁边，更重要的是语言不通，所以学习高精尖的实验技术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你都听不懂话，怎么去学习呢？为此我经常受到导师的批评，而且这个批评带着一种蔑视的眼光。在一年的时间里，我有七八个月想放弃，想回家，想回国。

董卿：那段时间特别难熬，可能也是因为您碰到了一个特别严厉的导师——樱井利夫。

薛其坤：他是一个极其严厉的导师。他的实验室有个外号叫“7-11”，就要求我们必须在早上7点前到达实验室，晚上11点以后离开实验室。偶尔一天，我找个理由说7点半到，他是绝对不会批准的。

董卿：困吗？

薛其坤：困啊，是真困。

董卿：有坐下来睡着的时候吗？

薛其坤：有。日本的厕所比较干净，我就把门关上，自己打个盹。经常会这样。

董卿：坐在马桶上打盹？

薛其坤：坐在马桶上打盹。时间还不能长了，得保证二十分钟出去一下，才可能没人注意得到。这是我当时觉得自己还挺聪明的一个主意。

董卿：您还记得让您最受不了的是什么？

薛其坤：我的一个小导师叫我花了三天时间，把几千上万个螺丝摆得整整齐齐，严格地进行分类，当时我最直接的感觉是，这是在侮辱我。但后来我发现，这种分类的锻炼为一个科学家基本素质的培养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环境。

董卿：您的导师从什么时候起改变了对您的看法呢？

薛其坤：我做的第一个课题在一年半以后就取得了非常重要的突破。现在回想起来，这个突破是他的实验室在日本东北大学接近三十年最重要的成果，所以我一下子成了他眼中的王牌，明星似的。

董卿：就是从最不受待见的成了他最得意的门生了。

薛其坤：最不受待见的，你表达得非常准确。可以说从丑小鸭变成了小天鹅。

董卿：是不是也